藝文視場&礙有為

 

《昌勳與他的打字機》in萬座小劇場
——可揚與他的快樂夥伴之非視覺敘事與空間敘事設計的幾點思索
這次觀賞可揚與他的快樂夥伴《昌勳與他的打字機》於萬座小劇場的演出，令我感觸良多。尤其是團隊製作的觸覺舞台圖，其精緻與用心令人欣賞，彷彿在手指間鋪展出一場舞台敍事。然而，稍嫌可惜的是，現場未提供口述服務，導致觸覺舞台圖的資訊在演員呂名堯說明空間配置後便難以延續其功能，對於像我這樣的視障觀眾而言，實用性也就隨之消散，失落感油然而生。
整體舞台設計以一圈由紙張環繞而成的多邊形邊界，標示出主要表演區域。昌勳則於觀眾席內的一角——亦即一台點字打字機所在之處——完成約莫三分之一演出份量，這個位置亦成為另一個小型舞台。兩個演出場域以聽覺為橋梁，昌勳打字的聲響與呂名堯行走的聲音彼此交錯，塑造出一種時間性：既同步又錯落的節奏。但我總覺得這樣的設計雖然精巧，卻似乎過於契合，失去某種必要的張力。兩個空間與行為之間的對話性不夠清晰，聲響與身體的互動雖有節奏感，卻難以生成更具層次的敘事脈絡。
我一直在思考，為何選擇將點字機安排在觀眾席中段？若將其置於舞台右前緣（靠近投影幕的對側），是否能讓「昌勳的打字行為」與「名堯的行走」構成更具對位置的互文場域？此舉或許能賦予打字行為更明確的視聽位置，也讓觀眾能更具體地「看到」與「聽見」兩人如何以身體與聲音進行對話，而不僅僅是兩種聲響的並置。
身體的動態聲響亦值得深究。呂名堯的身體語言極為節制，走路、轉身、跺地，幾乎都維持一種內斂且穩定的能量場。我持續在聆聽他的身體聲響，卻鮮少感受到情緒或內在狀態的起伏。除了些許音量與速度的變化之外，整體呈現出的更多是一種形式美學，而非具感情的運動痕跡。在以聲音為主要敘事線索的演出中，這樣的身體策略也許過於保守，使觀者難以經由聽覺進入角色的情感世界。
再談音響設計。我個人不喜歡此次麥克風收音的方式，聲音的方向性過於模糊，特別是在需要靠聲響來建立空間感的非視覺觀賞中，這樣的聲場安排反而干擾了我對於空間結構與演員位置的判別。如果觀眾席改以環繞形式配置，是否能減少對麥克風的依賴？畢竟，這是一場標榜非視覺編舞的作品，聲音若失去了真實的現場感與指向性，觀者又如何從中拼湊出一幅幅感官畫面？
安全感與邊界的意象亦令人玩味。舞台上由紙張圍塑的多邊形空間，是視覺上極具象徵性的主場域，昌勳也在演中提及「對視障者而言，安全感的重要性」。然而，這份安全與美好，似乎僅存於劇場的表面結構之中，卻未在語言與身體中持續發酵。演出的整體調性過於和諧，缺乏對「共融」或「障礙經驗」更深入的挖掘與衝撞。當兩位演員最終一同在紙張圍塑的舞台邊界內奔跑，那場景的確美得純粹——卻也因太過純粹而顯得乏味、美得讓我無感。這個由紙張築成的結界，彷彿試圖呈現一種完美的共存場域，但我卻忍不住問：這場被高度設計過的共融是否真的觸及了障礙經驗中不可被簡化的現實與複雜？
整體而言，《昌勳與他的打字機》是一場概念鮮明、形式工整的非視覺舞作。它提出了關於聲音、空間與身體之間關係的眾多可能性，也挑戰了某些視覺中心主義的觀演模式。然而，在強調形式的同時，我期待它能進一步走向更真實、更開放的身體對話與感官探索。在這場「美得太安全」的演出之外，我想聽見更多來自身體深處的聲響，甚至是破綻——因為那些聲響，才是共融的起點，也是障礙經驗真正動人的所在。

 

4月18日，我受邀前往台中國家歌劇院，參與「2025 NTT學苑藝術行政人才培育計畫─實戰班」，和一群正在學習藝術行政的朋友們分享我的經驗。這次的主題聚焦於「共融」與「障礙者參與藝術」的現場觀察。因為看不見，我無法自己操作投影片，便邀請現場的朋友輪流唸出簡報內容，我則在一旁補充細節與脈絡。這樣的進行方式，也無意間成了一種「共創」的實踐──這場分享，不只是我一個人完成的，而是與大家一起說出來的。
開場時，我拋出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你忽然看不見，還能做藝術行政嗎？」我點了三位學員作答，他們都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有人說「還是可以參與，但無法主導」，也有人坦言「現實不允許我走下去」。這些回應，其實也正點出了這場分享的意義與必要。由於當天時間有限，有些觀點未能充分展開，因此我希望藉由這次的整理與補充，讓簡報中的幾個關鍵重點能被更聚焦地呈現，也讓那場對話的餘波持續延伸。
藝文參與是每個人的權利，藝術不是特權，而是一種每個人都該擁有的語言。正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30條所明定，身心障礙者應享有與他人平等參與文化與藝術活動的機會。藝術是一項權利，這份權利不該只是寫在紙上，而應該在制度設計與現場實踐中被真正看見、切實落實。
過去我還有視力時，長期投入劇場製作，參與過各種節目，也經常出入不同場館。藝文對我來說，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那麼，為什麼當我失去視力之後，這樣的參與就變得不被預設為可能？就像在座的各位──你們熱愛劇場、投入藝術，難道有一天年老了、行動變慢了、眼睛耳朵不如從前，就會因此被排除在外嗎？
藝術不該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應是一種人人都能使用的語言。無論年齡、背景，無論是天生或中途成為身心障礙者，藝術都可能是我們重新與世界建立關係的方式。像我這樣中途失明的人，在重新學會生活的過程中，也在摸索如何用另一種方式感受這個世界，而藝術，就是我可以表達、可以思考、可以持續與人連結的地方。參與，不是等誰來給，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資格。藝術，不該只是健康的、健全的、行動自如的人才能靠近的空間。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在生命的某個時刻經歷病痛、老化或障礙，藝術應當成為我們在這些變動中，仍能相遇、參與與表達的所在。

 
 

 

 

 
 

 

袁慧莉此次的個展《身·筆·墨》讓人感受到深刻的創作脈絡與文化內涵。展覽以《袁氏皴譜》、《火墨》及《冰墨》三個系列為主軸，不僅展現藝術家在技法與材質上的獨到探索，也引導觀者深入思考傳統與當代之間的連結。以下，筆者嘗試從這三個系列的作品切入，逐步解讀展覽的核心概念與視覺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