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視場&礙有為

周書毅×鄭志忠《阿忠與我》-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院

說實話，在衛武營戲劇院觀賞完《阿忠與我》的當下，我是真心的佩服編舞家周書毅的才氣，，能順應且掌握場館空間，將舞台、表演者與觀者之視聽覺距離拿捏得宜，也許對一名全盲視障者而言，談視覺美感是件很瞎的事，但此次演出，隨著口述的指引描繪下，腦海畫面的建構與調度，是如此的令人驚艷，簡直是美炸了；原以為此次製作演出的內容型式是隨著時間而進行調整，在演後的座談裡有提到是同步進行，也就是說書毅在編舞的同時就有意識地考慮到每個場地的調整呈現可能被觀看的視角

也許上半年節目介紹中的平權論述陰影猶存，這次節目冊僅放編舞者的話作為主文，若我繼續再追著平權二字不放，某程度我也陷入一種無用的執念裡，感覺周書毅有意識的想藉由幾位年紀達50歲的創作者們的合作，找到一個相較自己而言一個可能有用、有方向的出口，支撐他繼續前行的動力吧，或許這次可以從2019年他與香港編舞家王榮祿合作時的觀舞筆記中，去推敲當時感受的身體意象轉進此次與鄭志忠合作時的身體變異，作為可能的書寫延伸，也因三館的演出均有到場觀賞，此篇也會主觀的知覺感受去回應身體、聲場與空間的變化與解讀，以及口述表演文本歷經北高兩地的調整，從貼合、輔助到盲點的觀察回饋。

...雙腳離開地面，有一個人推著我前行...

猶記2019年在雲門劇場觀賞周書毅Ｘ王榮祿《無用》，舞台上一座高背的木椅，王榮祿上半身的強烈震動，到處亂竄的張力至最後權座與身體因一連串的殺戮象徵，相繼崩毀與倒臥，這幾個對我而言是有用的關鍵詞與詮釋，也是銜接此次舞作重要的結點。

個人覺得此次作品中的電動輪椅是一處居所，又或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開場兩台背對觀眾的電輪，隨著兩人身體的震動，有如人體發電場促使電輪駛向前方；他兩再一次的出場，書毅藉由不知名的蠕動離開了電輪到地面上，一次的上半身震動到墜落以及數次阿忠電輪的撞擊再墜落，他的身體開始真正的轉譯與變異，爾後的每一次的墜落也將上半身的重心向下發展，讓他的雙腿、雙手向外延伸拋出，也許書毅藉由每一次的自我設限與墜落，持續省思身體的有無用否。

…我從他們看著我的表情，看見了我現在的樣子...我認識你嗎...

不同於其他兩場，此次阿忠有他自己一個人的開場，從雲霚裡爬出的異身形影，宛如神話人物般的降臨，他的顯影、殘身、交集、再現到上升…；鄭志忠真的不見了，取而代之的阿忠也有如光影般的可見不可觸般的遙不可及啊。

阿忠有如神靈般的化身，他所做的每一個動作都輕盈得理所當然，没有肉身的重量與勁道，他的手是一道道的指引，目光的指引，書毅啟動的指引、結構發展的指引，而觀者所見不過一抹光影，那巨大的影子已取代肉體本身。

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最後一幕，透過多邊型立方體與電輪所組成的房屋意象，阿忠坐在屋脊上，舉起右手…，駕駛電輪的人緩緩駛向雲霚深處，同時也舉起一隻手向上延伸…，我知道這畫面真的很美，但我的情緒是糾結的，一種既感動又想翻白眼的矛盾。

…他們靠在一起走路...他們始終保持靠近的距離…

此次作品有個長達15分鐘以上的序場演出，台北場是周書毅現場的即興舞蹈，藉由身體的流動，自由的穿梭於舞台上，高雄場則透過鄭志忠的聲音，將一些會出現在作品中的台詞，循環播放著，聽著、聽著…，有如催眠般的緩緩墜入旋渦裡；前二場有幾處現場對話，在此也全都改成錄音播放，兩人身體的互動交集也減少許多，可能是劇場空間的關係，在實驗劇場的舞台上是兩俱肉身的探索、交螎帶點柔焦的血肉感，而在衛武營戲劇院裡，模糊不清的身體幻化兩道光影，兩人有如寄居於天地間，時而如巨人般存在、時而像蜉蝣般渺小，加上如詩般的光影襯映，可被想像的視覺美感，那分廣闊在我心中反成一個巨大的空缺。

身體雖被削弱，但聲體卻被強化，相較實驗劇場那份貼近而感受著面前身體與氣息的流動，聲音的大小顆粒是被直接撞擊的；而衛武營戲劇院宛如一座巨大的聲場，王榆鈞的音樂與聲響變成數萬個氣孔的薄膜，包覆時仍可感覺到氣流能自由的流轉著，撥開時也能感覺那份漸變的層次，不過整個作品全被聲音給包覆住，相較以聽覺為主要感知的視障觀眾，也許一般明眼觀眾會有不同的感受吧。

文化平權的殘念

此次《阿忠與我》不管就創作核心與宣傳多數圍繞在文化平權議題打轉，其實就舞蹈\身體的創作中談平權是極高的門檻與為難。對障礙平權概念初萌芽的製作團隊、編舞家，與雖有身障身分但一直在社服體制與平權議題外的鄭志忠的合作某程度已宣告作品可能落入一種自溺般的平權烏托邦的夢境；為難的是觀眾，政策性的口號介紹與舞作內容如此格格不入，身障者依舊僅能寄托一場遙不可及的美夢；為難的是評論人，別說談文化平權了，除了鄭志忠外，有多少評論人(也包含我自己)觀賞多少身障者的演出，甚至和身障者進一步的接觸，少了實際的身體經驗，如何談這二位創作者身體的協作，真的有夠為難的。

另場館如何支持與順應平權的推動也是重要的，此次國表藝三館的演出，該製作的共同委託製作是國家兩廳院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台中場館雖為邀請單位，但貴為國家級場館，且該地不僅有許多社服單位，更有兩大俱指標性的啟明與惠明盲校，實在想不透口述服務的提供竟如此的窒礙難行，錯失的橄欖枝，是有心也有意，是無法堅定也是制度強硬，無須多談的台中館。

另衛武營從2019年開始啟動「大眼睛與大耳朵場館友善計畫」，在我聾人朋友社群裡，其參與和迴響是積極的；反觀視障者們並未此計畫更親近演出，以此次兩天的演出為例，視障觀眾加我一共才3人，且我們也非大眼睛計畫的參與者，而早在今年3月該製作也在其場地舉行試演場次，當時也有不少的視障觀眾參與並給予回饋，這些參與活動的視障者們成為下落不明，無法被追溯、被顧及的觀眾群，個人覺得該計畫與部門單位應是要好好思索一番，別讓場館的有心，淪為成果報告中的漂亮照片。

…黑暗的背後有一道高牆，我抬起頭，天空被分為兩半，我是否能夠推倒它...

記得幾年前也因口述服務的提供，在評論的末尾寫道:「觀賞」工具的選擇不該淪為特定族群的服務口號，它純粹就是一項選擇，任何觀眾都可以依自己的心情、狀態來觀賞自己想要的方式。

若以可被觀賞工具選擇的回推，那麼舞蹈中的多語性，身體感如何被觸及、有意識地被感知、感受；以《阿忠與我》為例，雖然身體依舊是舞蹈中的強勢主角，但作品聲響的綿延不絕，大量的語言與字幕的交疊，時時刻刻的提醒觀者，它們的存在性，縱使摀住耳朵，也避不了穿腦的幻音餘韻；周書毅有意識的藉由身體去創造可能的感官連覺，透過與不同的創作者們協作，經由技術的轉繹、空間的調度等，試圖打破舞蹈被觀看的可能性，然而要打破以視覺為導向的舞蹈表演是艱難的，編舞家如何找到照顧且不削減其創作的內涵的途徑，觀者如何調整既有的觀看習慣等，真的都是一門重大的課題。

而口述文本也隨著場館空間的轉移漸變。在實驗劇場的空間裡，隨著耳機內的即時描述，那份貼合感讓我有種隨時隨地可以起身舞動的感覺，文本的動感對應舞者的動態；然而衛武營演出內容順序的調整與增減，伴隨口述文本的跟進，從貼合的身體動態，轉換成一個更客觀理性的輔助提點，它没有好壞區分，就適不適合罷了，好比對我而言，南北的演出儼然是兩部作品，可被詮釋、討論的切入點不同，這份順應的文本調整，也算是找到暫時的居所。

在此也要提醒口述文本撰寫者王昱程與其團隊，舞台上的身體動能是有機的發展，是在某限制範圍中找到自由，和影像中可被無限重播的身體極為不同；好比阿忠從雲霚的深處向外爬行的那一段，，如果他原本要蜿延前行的身體變成直行的行進，那麼要終於文稿還是能順應這變化，畢竟有些動作的改變是會影響觀者對其的詮釋，甚至每一次場次若表演者的身體動作未到位又或失誤，這份現場的描述到底該不該說，能不能說，這將是未來在執行即席口述的現場必定會遇到的問題。

最後，劇場或舞台上的身障者們的現身，絕非僅能談論障礙議題。鄭志忠的消失與阿忠的顯影，對於這位資深的劇場表演者的演出，每個人有各自的期待，若真的想研究鄭志忠的表演，就請關注他爾後的創作，若想關心身障者劇場，我想牯嶺街小劇場每隔幾年會舉辦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是不錯的參考方向，未來這類的障礙協作的創作勢必會出現在大小合作中，身體書寫者們是可以透過更多的管道認識因障別造就不同的身體樣貌與其可能性。

就時機而言，鄭志忠的合作的延續性較大，雖然以平權開啟對話令人挫折(至少我是這麼覺得)，但也私心的希望這份合作被延續下去，不諱言的，台灣的舞者、編舞家中，願意且有能力將障礙議題明確地帶入國家級場館的人，真的少之又少；而觀看、解讀的視角也會因環境、人文的差異有所不同，做為高雄人，在南方能觀賞一齣高水準製作又談及身障議題的作品，心底還是有所觸動的，也希望藉由這份力量讓更多人進入劇場，認識身障者們等，不也是一個可被期待的面向。

也許起步急燥了點，但創作與倡議一樣需要時間的延展其脈絡，慢慢積累成形，反倒是再一次踏進場館制度的周書毅，如何透過自身的創作協作與資源網絡，去實踐心中的那份平權，而在這之前，如何周旋與場館的制度是外顯的客題，好比台中場館那消音的口述服務，有如卡在咽喉的魚刺，而這根刺也不會僅出現一次，那就看未來雙方如何堅持自己所堅持的信念了。

台新藝論紛紛: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talks/202109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