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視場&礙有為

因為誤讀才更清楚彼此對障礙的認知有多麼不同，因為障礙更能體現劇場的種種限制，但也因為一起的歷經才發現所期待的差異如此甚遠。

2020年8月1日隨著空表演實驗場《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的落幕，本以為心情會如釋重擔般的放鬆，但腦海裡卻不斷湧出一連串的疑惑，如膠著抹不淨般的反覆沾黏；身為中途視障者的我即使近幾年來接觸許多類的障礙議題討論、訪問，在這次的參與過程中，我深深的體會我對身心障礙的認知仍有一大段距離，即使我是障礙者後也未必能同理障礙者；而參與這次的製作過程，不管是創作發想、排練合作、製作討論等，也推翻了過去所參與演出製作的流程，許多的東西被模糊後更加的彈性自由，相對的也變得受限與壓迫。於是在這長達近半年的相處、發想、排練、修改、無次數的修改與再調整…這個過程或循環中的差別是漸變的，它很難界線劃分，而需要一種同在的知覺感受；我真覺得是且戰且走並有驚無險地把這趟路給走完，縱然身心俱疲，但內心卻覺得無比值得，這份值得除了完成一齣製作外，同時讓我重新反思身心障礙表演者如何感受\回應表演、創作與觀看的期待與稍減人性的劇場制度；所以本篇是以個人主觀的角度去回溯並分析這趟歷程的自問自答。

劇場中的身心障礙者如何透過表演詮釋障礙者角色？這不管自身的身份是否符合殘疾的事實，在台灣的當代劇場中，身心障礙仍是極少被提及也無法被有系統的論述。由導演何怡璉的邀請，陳宜君、張惠生與我等四人共同組成的創作小組與六位障別程度、類別均不同的身心障礙演員一起工作，如果「障礙主體」是舞台上這六位身障演員，那這份詮釋自身角色的詮釋會是難下定論的辯証，也就是說舞台上的我亦是舞台下的我，是詮釋角色的演員也是演員創造這角色， 角色與演員時而分離、多數混在一起；我想起皮藍德婁 （Luigi Pirandello）經典劇作《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當然這裡僅借用角色與演員提拉出表演本質與探究的表像，從我是身心障礙者到我不是身心障礙者再到我就是身心障礙者，這樣的層次轉化與辯証的重要性對誰是重要的？《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舞台上的角色是障礙主體的「看見」與「再現」，然而看見與再現對我而言如前述是不易察覺的漸變；角色是由演員創造出來，經由創作者們調整再回到演員們再詮釋，，然而再多次的詮釋仍浮動不定的，因為真實角色的主體還活著，人又是複雜的物種，這些在生命中持續盤根交錯的敍事線絕非生活的一隅所能照見，演員在表演的當下會本能的回溯、調整再詮釋，他們需要在角色與演員兩端不停往返才有動力前行；當然我也試著從即興\集體創作的過程中生產出角色的管道，有些被淘汰、被保留、被修飾，但一樣都是他們自己，只是排練是不斷循環的重覆，重覆是為了讓身心狀態處於一種有感的精準，然而殘疾身心的精準是什麼？所帶來表演的精準又是什麼？因為這關乎觀看這件事，我覺得這很重要，只是目前還無法有這能力去申論它。

每每創作小組開完會後，還是會自我檢視一番，畢竟不同角度談障礙議題有它的自由與受限，在没定案前我通常是很積極去產述或確定想法之人，所以會後也會想著所說的語氣是仗著身障身份發言，是站在創作表現、演員能力、還是觀眾視角…，其實能有四位創作者一起合作討論是幸運的，但也瞹眛不明的，導致經常遲遲才落下決定，常常會有變動，也因為這批演員皆為素人，多數都能接受這份經常變動的調整，當然還是有許多磨擦的過程；由於四位創作者能聚一起的時間不長，多數的討論均在通訊軟體上，手機社群內飛快的細瑣，各種雲端連結，因語音系統關係，必需line與face book，手機與電腦來回切換著，高資訊量與對話量以及語音無法支援的、操作太過繁雜的，也就隨它而去了，或多或少因聚少關係當回到排練場觀看或和演員工作時，還是會有銜接上的落差，除了思考如何調整表演外同時也得調整內心的猶疑；和演員們工作也是一場體力消耗戰，彼此都想要解讀所觀察的狀態，卻多次發現都是誤讀，創作者透過排練的觀察、私下的交流、筆記的回饋去解讀、調整可因應的方法，演員也解讀臆測另一個人的行動總有數次擦槍走火的時刻，又或者我就是走火的其中一人，還有超出我們能力\人力範圍的聽障溝通，没有在排練過程申請聽打或手譯服務有演員的堅持，但也因如此增添了不少像似荒謬真實的誤讀修補感，我覺得誤讀的狀態跟上段殘疾的精準有異曲同工之處，，因身體的殘疾或障礙，對於資訊的接收與回應有種錯切感，它可能儼然成為一種慣性，一種日常，一種與身體共處之道，而關於溝通這事，有些真的略過、有些不停修補、有些僅能擱著….，總之，從一開始的audition、排練到演出前都不曾停歇過，解讀是一連串的誤讀，而誤讀則促使這份不完整的完整的總合。

因為同在的知覺感受所以才能彼此的扶持走進劇場。然而以人為核心的劇場真又能照見身心障礙者的障礙嗎？那個…光一個有障礙的無障礙厠所足以讓我白眼翻了千百回了；時段的安排在劇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啊，它跟場館、經費、租借與加借等有著密不可分關係，Rundown的變動最主要是依附演員的體力，當然創作群對於作品的呈現考量也讓這份變動性更加提高，然而技術組有它們的時限與專業考量，對演員的狀態同樣不熟悉，可以感受到彼此間的緊繃感技術組真的辛苦了，若未來劇團有長遠規畫，專屬的技術統籌的配置，也許能解決或適時地協調這類問題；從要不要演後座談到20分鐘時限，再到三場各自不同的發言型式，這其實是很小的事情，但個人覺得這份演後交流在現階段的時間是必要且重要的；在高雄場演出前，聽著他們討論座位的安排，坐折疊椅、板凳、座墊、巧拼等，「一樣花相同價位，但為什麼要…」，我內心不禁也嘀咕著，是啊，要考量觀眾買票的權益，要有好的觀看品質….，反過頭來有多少場館、團隊會照顧到障礙者的觀看需求呢，永遠的輪椅席、怕表演聽打字幕影響視覺觀看、口述服務的效益，好像障礙者没藝文參與需求似的，一旦出現了人力無法支援的、硬體無法改善的，賠個道歉就好了…；所以一個作品的演出，它關乎的不僅是作品表現，它扣連的專業技術、服務流程，甚至各項窗口的重覆溝通與確認，必須達到一個共識才會有共事的能力，個人覺得我們創作群習慣了排練時的變動性，這僅是與演員的共事模式，未必其他合作之人有辦法在時間內所接收這份變動，又或者太糾結作品本身了，反而没多餘力氣去處理這些事情。

藝術家江昱呈2017年於水谷藝術空間的個展目光推拿 Staring Massage 中的展覽簡介的開頭是這麼描述:「目光」這個詞讓視線在場，它積極生產邊緣，污名他者。它隨著社會文化、歷史情境和空間部署的轉化，對障礙者不同階段和程度的主體打造… …。這是我在落幕後，幾天的沉澱所準備整理書寫時第一個連結的一段文字，回過頭來細嚼這幾行字，突然自覺得有些裡外不是的感觸，不是質疑這文字，而是這一連串的創作排練過程都是一種目光的預     設期待，但這又是必經的路程，而深陷其中的我們又是彼此的他者；創作的目光、觀看的目光，距離的目光…，回想這齣劇作的最後一個畫面，那群包覆在被幾近透明塑膠布的演員們，因劇場的燈光造就魔幻的光影，留下一頁美麗的畫面…，我在想這個薄膜是否模糊了什麼，拉遠了什麼…。

一起，真的既浪漫又殘酷。

空表演實驗場《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

台南生活美學館:2020.07.25

高雄正港小劇場:2020.07.31、2020.08.01

(照片是家峰攝於正港小劇場7月31日下午彩排場)